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找单一的足球身份。结果，其最好的球队却来自背景、文化和成长道路的大杂烩。
1993年，美国足协与里努斯·米歇尔斯签下合同。这位荷兰“全攻全守”的教父级人物——其理念通过场上化身约翰·克鲁伊夫得以实现——并非被聘来执教国家队，实际上也不是执教任何球队。米歇尔斯曾于1979年和1980年执教北美足球联赛的洛杉矶阿兹特克，此前他已两次拒绝执教美国男足的机会：一次是1983年，当时国家队灾难性地以“美国队”之名加入NASL；另一次是1991年，最终任命了博拉·米卢蒂诺维奇。
这一次，美国足协秘书长汉克·斯坦布雷彻另有想法。他派米歇尔斯及其妻子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之后，这位足球界的顶尖头脑将汇报他的发现。“他说，‘汉克，你有个问题。你是一个大陆，不是一个国家。’”已故的斯坦布雷彻回忆道，“‘你在洛杉矶踢的足球，和在缅因州踢的足球因为气候条件而完全不同。在芝加哥踢的足球，和在迈阿密踢的也很不一样。’他说得非常清楚。”
米歇尔斯还指出，荷兰足协——他曾四次执教荷兰国家队，带领橙衣军团闯入1974年世界杯决赛并赢得1988年欧洲杯——拥有一套统一的比赛和执教理念，贯穿到基层。这份似乎已经失传的米歇尔斯报告之后，葡萄牙籍巡回教练卡洛斯·奎罗斯又撰写了一份报告，为实现这样的全国哲学制定了蓝图。奎罗斯认为，关键在于先建立一个国家级训练中心，作为全国足球人才和思想的孵化器，再建立区域中心。
这一见解催生了“2010计划”，该计划于1999年初将美国U17男足国家队整编到佛罗里达州布雷登顿进行全日制寄宿训练。布雷登顿训练营持续了18年，培养了33名成年国家队球员——推动了美国男足在21世纪初的崛起，也为当今的核心球员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泰勒·亚当斯和韦斯顿·麦肯尼奠定了基础——与其他国家的人才工厂相比，这一成功率极高。
米歇尔斯说得对，在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培养人才需要一定程度的理念统一。但他错误地将这种区域多样性视为问题。如果这届美国男足国家队——这支由不同口音、背景和成长故事组成的欢乐大杂烩——展现了什么，那就是球员们通往国家队的独特多元路径本身就是一种资产。
几十年来，在墨西哥以北的美国，通往职业足球的道路几乎不存在。在真空中，职业联赛、半职业联赛和大学联赛交织在一起，快速更迭，或繁荣或失败，有时二者同时发生。在这片混乱的图景下，一个同样混乱的青少年赛事系统形成，并最终被商业化所占据。
这一切造就了一支和他们来自的地区及现实一样多样化的成年国家队。队中有些成员经历过大学足球：有人时间很短，比如门将马特·弗里斯；有人读满四年，比如他的位置竞争对手马特·特纳。弗里斯是因为家庭期望，特纳则是因为他当时远未达到下一级别的要求，需要更多时间在同龄人中以竞技水平成长和成熟。
有一种合理的观点认为，38岁的美国队长兼中卫蒂姆·里姆之所以保持长久的职业生涯，归功于他的四年大学经历。如果那几年他就成为职业球员，身体可能会更快透支。但大学赛程基本上相当于一份无薪的兼职职业体育，让他得以进步和发育。
让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去踢大学足球显然不合理——他17岁就已经在多特蒙德一线队踢球。乔瓦尼·雷纳更年轻时也做到了同样的事。但这样的选择在上一代根本不存在。塔布·拉莫斯——乔瓦尼的父亲克劳迪奥·雷纳的国家队队友兼同龄人——曾说过，他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踢完大学足球出来时，和进入大学时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