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1比2不敌厄瓜多尔，但已提前出线。赛后，主帅纳格尔斯曼与球员在“求胜欲”问题上出现微妙分歧。当电视记者暗示厄瓜多尔队“更想赢”时，纳格尔斯曼厉声驳斥：“别再说这种废话了，我不能告诉任何一名球员他们没有全力以赴。”然而，中场基米希却说：“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手比优游国际更想赢。”替补出场的温达夫也附和：“我感觉他们比优游国际更渴望胜利。”
这种看似不大的口角，恰恰折射出这支德国队在场内外的多重状态：球队在不同层面上运转，有些沟通不畅，也缺乏统一的信息传达。如果能将各部分协调一致，他们仍具备真正威胁；但在此之前，很难让人认真看待他们。
前两场全胜后，德国队自2014年夺冠以来首次从世界杯小组赛突围。他们7比1大胜库拉索也是本届赛事至今最大比分胜利。可为什么一切仍然让人感觉不安、不满意？很大程度上，这种低迷被两个人所概括：一个在队内，一个则完全不在。
后者是尤尔根·克洛普。他作为德国电视台评论员频繁出镜，也出现在看台上，还担任多家饮料品牌的代言人。世界杯开赛前，他曾因口误向纳格尔斯曼道歉——当时他说这位教练“目前”还在执教。德国足坛心照不宣的秘密是，纳格尔斯曼的帅位是少数能让59岁的克洛普重执教鞭的职位之一。于是克洛普在边缘游走，广告间隙推销酒店套餐和啤酒，这层影响比一位受人爱戴的教练本身更深。
此外，托马斯·穆勒、胡梅尔斯在Magenta频道分析比赛，默特萨克和克拉默在ZDF，施魏因斯泰格在ARD，克罗斯在TikTok上“扔手榴弹”，拉姆则在《时代周报》发表尖刻专栏——2014年世界杯冠军队半数成员以各种形式批判性分析当前球队。这种持续的噪音制造头条、引发冲突和争议，为纳格尔斯曼的队伍设置舆论氛围。对英国受众而言，这好比曼联92班退役后对媒体的掌控，不仅是一种不稳定因素，更是一种体制性的怀旧——提醒人们过去有多美好。
这种怀旧不仅是对2014那支球队，更指向它所代表的时代：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是全球最好的两支球队，世界为克洛普的高位逼抢着迷，德甲球迷文化首次走向全球，德国足球有充分理由自称足坛中心。可以理解，德国足球试图从帝国时代走出来，但步履维艰。
穆勒和胡梅尔斯2019年被勒夫无情弃用，又在成绩下滑后召回（胡梅尔斯两次）。勒夫留任太久，熬过2018年世界杯的耻辱出局，又带领德国队踢了2020年欧洲杯。克罗斯被说服复出，只为2024年欧洲杯再跳最后一支舞。十年来，2014一代一直像是紧急选项——那剂可能、只是可能让一切重回正轨的魔药。
这就引出了队内的那个人。与克洛普一样，诺伊尔代表着德国希望依然存在的那个德国：完美、自信、创新、同类最佳。但40岁的他作为2014队中最后幸存者，已远非最佳。尽管仍能上演超神时刻，但他比以往更易失误、更易受伤、更不稳定。在对皇马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开场第一分钟犯下灾难性错误尚属其风格，但周四对厄瓜多尔时对致胜球的迟缓反应，则感觉更具结构性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