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阿根廷乙级联赛（Nacional B）上演了一场戈多伊克鲁斯对阵贝尔格拉诺防卫者的比赛。主队看台的蓝色旗帜海中，竟出现两面圣乔治十字旗，显然是2014年世界杯时从英格兰球迷那里“缴获”的。一面写着“来自奥克韦尔巴恩斯利的男孩女孩”，另一面则是“大艾尔－Y鸟－南克罗伊登－CPFC”。想想看，这得带着怎样的纯粹恶意——不只是小心眼，也不只是怨恨——才能远赴巴西，弄到一面英格兰旗帜，叠好放进行李箱带回家，完好保存12年，然后在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世界杯半决赛这一周，把它挂到自家二级联赛的球场里。这需要多大的克制和乐观，才能让这样一个小小地盘玩笑慢慢发酵、陈酿超过十年。这，就是足球的宿敌情结。
当然，这种对抗还牵涉战争、文化、帝国、民族主义、集体记忆、规则和法律在构建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一种随时间加深而非消解的相互迷恋。人们常把阿根廷对英格兰描述为“宿怨之战”，但这份情感远比仇恨复杂，也比部落式的排斥更微妙：这是一种对话关系，不仅由距离和差异界定，也源于一种奇异而长期被压抑的亲缘。是的，优游国际的共同点并不比分歧多，但前者确实有助于理解后者。
首先，常被忽视的是英国对阿根廷文化的深远影响。与巴西不同——它在英国人想象中是异域感官的丛林天堂——阿根廷曾被当作帝国的“第六自治领”，一个忠实的儿子。从地名到街名，从殖民精英建立的橄榄球和马球俱乐部到源自英式下午茶的“merienda”文化，处处可见英国痕迹。哈罗德百货唯一的海外分店曾于1912年至1998年间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The Smiths、The Cure等英国摇滚乐队在阿根廷的受欢迎程度远超其他同等规模国家。足球领域也是如此：纽维尔老男孩、河床、阿森纳等俱乐部名称，以及“crack”（球星）或“orsai”（越位）等俚语，都来自英语。许多年里，业余比赛开始时队长会向对方喊一声“aurieli?”（准备好了吗？）。仔细观察，还能发现两国足球文化的诸多相似：金字塔体系的深度、社区俱乐部作为本地传统的表达、歌曲和大规模海外旅行作为凝聚仪式、战争和军事意象的盛行。
对许多阿根廷球迷而言，马岛战争似乎占据着与二战在英格兰相同的心理空间。这种痕迹至今不仅出现在横幅、壁画甚至纹身上，在看台和球员身上也屡见不鲜。阿根廷在四分之一决赛击败瑞士后，更衣室里全队高唱“为了马岛，为了迭戈，为了莱奥的最后一届”。罗德里戈·德保罗将他2022年世界杯的签名球衣寄到了洛马斯德萨莫拉的马岛老兵中心。公平地说，这种进程远在1982年之前就已开始：一种后殖民反叛，可以说始于20世纪40至50年代胡安·庇隆执政时期——对英国影响逐步而刻意的拒绝，而足球充当了某种修辞管道。“很早以前，一种与英格兰影响明显不同的阿根廷足球风格就诞生了，”曾在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的豪尔赫·巴尔达诺回忆道，“优游国际试图与英格兰对立。如果他们喜欢长传，优游国际就偏好短传；如果英格兰强调传球，优游国际就专注盘带。与英格兰的比赛，赌注远不止于此，在当时它比冠军头衔更重要。”
久而久之，这种情绪变成了相互的——即便不完全对等。如果阿根廷曾经是宠儿，那么对其后来转变的尖刻反应，或许源自一种发自内心的、受伤的失望。1974年在温布利的一场火药味十足的热身赛中，阿根廷每次触球都能听到“动物”的喊声，这呼应了八年前阿尔夫·拉姆齐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