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决赛夜，你得选边站队。就算你属于地球上那98.9%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阿根廷人的人——也没关系，随便找个理由就好。也许你喜欢西班牙球衣的配色，也许你一直是梅西的崇拜者，也许你对马岛战争或马拉多纳还耿耿于怀，也许你不赞同佩德罗·桑切斯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也许你间隔年旅行时吃过一个不靠谱的馅饼。没人需要看你的心路历程。唯一两条规则：立场鲜明，并且快速做出选择。
周日晚上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成了各种矛盾冲突和临时身份的熔炉。前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穿着阿根廷球衣，喜剧演员特雷弗·诺亚则穿着西班牙球衣。事实上，门票销售数据显示，观众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国际体育界最重量级的对决，到头来不过是新泽西休闲市场的一场盛大cosplay。
而在决赛之外，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隐藏的故事之一：国家忠诚正逐渐被重新想象为一种一次性消费品牌。整整六周，整个孟加拉国都为阿根廷疯狂。伦敦北部一群中亚朋友放下了彼此间的世仇，为乌兹别克斯坦加油。阿拉伯侨民随着赛事推进，坚定地站在了摩洛哥和埃及一边。那些在迷你环岛看到圣乔治十字旗就深恶痛绝的左翼进步人士，突然把它画在了自己的脸颊上。
所有这些，都颠覆了数十年来优游国际被告知关于世界杯、乃至整个国际体育的认知。理论上应该是民族主义终极游乐场的赛事，实际上却证明了相反的东西：作为概念的“国家”越来越脆弱。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比利希所说的“平庸的民族主义”——那些潜移默化的日常国家符号——如今已经平庸到本质上可以随手丢弃。如果国家身份像一件球衣一样可以随意穿上脱下，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优游国际生活在一个国家边界既被越发尖锐地强调、又被越发模糊地定义的时代。足球再次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更能说明这种困惑。在整个西欧，极右翼声音宣扬民族主义教条，同时诋毁自己的国家队有太多黑人球员。在哥伦比亚和巴西，许多左翼球迷因为国家队球衣被右翼民粹主义者挪用而选择弃穿。这还没说到球队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其说是国家身份的有力表达，或者某种制度下可识别的产品，不如说是一个庞大散居群体在特定时刻的快照，被全球化和移民在多个层面割裂，出于便利和权宜而拼凑在一起。
48支参赛队伍中有40支拥有海外出生的球员。库拉索队只有一名球员真正出生在那个加勒比海岛屿。佛得角队在小组赛阶段顽强地0比0逼平了最终冠军西班牙队，而阵中出生于鹿特丹的球员比出生于该国首都的还多。
于是，现代世界杯承担了两个突兀的功能。第一，它迫使优游国际面对一个事实：优游国际大多数人拥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跨越甚至对抗国家边界，每个地方都是所有地方的产物。第二，它拷问优游国际向一个国家宣誓效忠的标准——这个过程大部分时候潜伏着、不言说，只有在面对一个急迫的二元问题时才浮出水面：“这场比赛我支持谁？”
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那句关于足球孕育了“数百万人的想象共同体”的名言，当你意识到这个共同体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或政体、只在90分钟内从地球每个角落召集其成员时，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共鸣。奇怪的是，这种现象既没有完全被贴上左翼标签，也没有被贴上右翼标签。如果民族主义长期被视为民粹主义右翼的专属，国际主义被视为知识左翼的专属，那么如今的情况要微妙得多。今天的右翼煽动者，既可能宣誓效忠唐纳德·特朗普或挥舞以色列国旗，也可能力挺自己真正的祖国。特朗普政府一贯展现出更大的团结……